借問心境

做個叢書的編輯，這是我人生一個很奇特的經歷，也是我人生後來專業雜多的一個奇特的轉折點。不過，若不是遇到歷史重大的變革，恰好恭逢其盛，我也沒有這麼大的本事。這就是老一代人常說的︰剛好遇到那個時機，而那個時機讓我遇到時，我恰恰能夠上場應戰。當然我歷經很多常人沒有遇到過的波折，使我不得不在我一生裡理應不會遇到的許許多多奇奇怪怪的行業中轉來轉去。可我不是在這些行業裡打算韜光養晦，規避風頭，等著風清月明。我從不認輸的，因而總是低聲下氣地從頭努力學習，希望在改行換業後，有天終究能夠在這種行業裡另外開花結果，闖出自己在這個領域開啟的一番天地。我從小就養成習慣。讓自己能夠在不合時宜的時節，總是默默地學習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我原不曾巴望有天能夠用到，只巴望在學完這些東西，度過這段時光後，天空能夠開始明朗起來。可在學習當中，我慢慢發現這裡原來也有另番天地。也就是說，其實這裡也可以闖開自己的一片天空；何必除卻巫山不是雲，這麼死心眼呢？叢書的編輯工作，能夠成為我人生當中一個特異的轉折起點，也就是我從小就這麼磨練自己，東摸西學的結果。而每一次的退卻都是我自己人生每一次開始準備另一番進展的修習時期。也就在類似這樣的迴轉當中，在以後的每一次退卻裡，我都有機會回過頭來運用到過去曾努力學習到或者再進一步深化業已學到的東西。這是一種特別奇怪的機緣，可我遇到了；在那些日子裡，我也就實不客氣地把過去積存的本錢拿出來揮灑，去蕪存菁，更上一層樓。

那個時期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日子的灰暗，是任何情境都無法比擬的。那個時期同樣是買不到任何一本真正可以看的書來看的。學個理工或醫科什麼的，這個問題不大。要是學個社會科學或政治類的學科，那麼你決不要想能買個什麼書看，或者借個什麼書來看。宣傳品一堆，不然就是馬屁文章或書籍到處可見。這些書籍連當垃圾都占位置。禁書，是那個時期的特色。自然，不知是不是讓共產黨給吓怕了或者根本就是愚蠢，在台灣只要稍為有點似乎不對勁的書籍，在市面上就絕對不可能出現。這是存心讓老百姓腦袋一片空白，變成純係白痴的一個時代。我在這時期偏偏什麼不好選，可就選個政治學系來讀。可能實在也是該輪到我上場，嶄露頭角的時候。我在讀完沒有任何出路的政治學系四年後，不甘認命教書去，又接著硬著頭皮，讀了三年的特種研究所。原因只在於聽說畢業後可以讓自己有五個選擇工作的機會。在畢業後，我確實弄到一份稱心如意的工作。可另外的，有天有個朋友又找了我去，讓我跟一個出版社做起另外一份主編叢書的工作。這種叢書當時確實是很少人敢編輯或者是能夠編輯的，我讀的研究所專業就剛好適合做這份工作。好似就注定該對號入座一樣。這份工作原是頂著風頭、衝著浪尖的工作。所編輯的書籍內容可就是在台灣禁絕了近四十年的思想類書籍。現在說起來也許並沒什麼，不過就是馬克思主義類的相關叢書而已。但是這四十年來，過去一代在台灣凡是讀過、接近過或哪怕是借閱過這類書籍的台灣人，不是逃亡到大陸去，就是到綠島去唱小夜曲了。像我這類的人是異數。我所選的專業就是這門行業，而且我的專業就是馬克思主義。這門學科是當年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東西。且先不要管我書讀得好不好，但那時期要在台灣跟我比較讀這類書籍，甚至於比較私人擁有這類書籍，我倒是排行前面的幾位，而且不必數完五個指頭。我能夠把馬克思主義說出一套道理來，也能夠把出處一一指明出來，還讓人無法反駁我的說法。從我手裡能夠拿出來讀的書籍，還可都是許多別人一生從沒能見到，而且總是希望一睹為快的。在那時期能夠如此的人，可真是數不出幾位來。有許多人總是說我支持社會主義，有點左傾。有個搞思想政治工作的主管還曾當著我的面說，他老覺得我哪裡有什麼問題，但就是一直說不出來。他時時要我去讀讀三民主義，把腦袋清一清；或者，乾脆改行，去唸三民主義，以免讓人不放心。而這位主管，就是專門在政治監獄教李敖那類「思想犯」讀三民主義的那一號人物。那年頭，不讀書的人跟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朝代一樣多，尤其還是占人口裡的絕大多數。這些人似乎覺得只要把政治工作搞好，就可以國泰民安，永世太平一樣。

接下這類叢書的主編工作，我當然有很大的壓力。先不要說什麼，就說稿件來源，這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在台灣，甚至就是已然到了現在這個年頭，你也很難看到像個樣子的稿子，何況那時候。自然念頭就動到台灣對岸去了。當然動念頭的這時候，還不知道其實兩岸沒差多少。可這個兵荒馬亂的年頭，兩岸都沒有正式往來。能夠去認識誰，又去向誰收到要用的稿件呢？但老天把路都給我舖好了。就在這時候，我在台灣認識了一位在新加坡大學教書，不過專跑兩岸三地串門子的華籍教授，把我這個問題解決了。他的唯一條件，就是也讓他加入成為共同主編。我從不沽名釣譽，我也從不貪人錢財，更沒有任何權力欲望，要獨攬山頭，搞自己獨大。這事很容易就搞定了。當然我從沒想到，有人是把主編當成甩手掌櫃的。左手拿到稿件，右手丟給出版社，掛個名後就準備拿錢。可這錢還不是小錢。我更沒想到，前台如此，後台一樣是有人把寫稿的事情搞成企業化經營，拉一堆人做零部件，再由署名的人總其成組合起來送件拿錢的。在學術沒到位之前，這裡已經分明先擺著兩面三方市場買賣的利益問題。這事要真做起來，自然相當艱難。

那時候窮的人很多，我自己也不例外。但我還沒有到窮斯濫矣的那個地步。做人總是要有一口氣在。要連這點都沒了，也就白活了。我對於從我手上出去的東西，從來都是層層把關的。我唯一的想法很單純︰那些東西都代表著我，我不想隨便糟蹋我自己，踐踏我的人生，讓自己把自己給瞧扁。自己終究是用什麼都買不到的，把自己用一兩分錢賣掉，那不連自己都沒了。我從不管別人的眼光，我只管我自己的眼光。這年頭活著雖說很不容易，但活得灰頭土臉，一付喪家犬的樣子，還活著做什麼來著呢？可這種想法遇到狗都只能夾著尾巴走路的年代，就擋人財路了。人家串門子來，就是做生意的。人家也是把教書這門行業當成做生意。可別看人家白天在講堂上盡說著道德、仁義或人權。可到黑天暗地裡比起一幫妓女都還不如；人家即使關著燈把褲兒給脫了，還是相當敬業的。自然人與人之間理念是會有差別；可這會兒還說不上這點，也上不了這個台階。這位新加坡來的教授，在台北和北京之間跑單幫，買空賣空，這裡掛客座，那裡掛講座，好不風光。遇人說的不是學問，說的盡是哪裡的待遇高，哪裡又有多少外快。有些中國人向來心虛犯賤，都當遠來的和尚會唸經。對於這種從遠地來串門子的生意也不例外。禮遇有嘉，那是必然。至於貨底擺著什麼，也就很少人有能力計較了。這位教授門面拉得很大，生意做得很開。也許是利益所趨的緣故，內地90年代前窮怕了的教授，除了極少數人以外，那個不趨炎附勢，拍馬奉迎的。大陸幾個名校，搞馬列主義相關科系的教授或研究員幾乎都羅列在座，很少不到手的。我搞了幾年的馬列主義，從來都只有在報張、刊物或書籍上見過諸公的大名，哪來機會一睹廬山真面目。可這下全部到位了，也終於看清楚︰原來是長得這幅模樣。

人家替我拉幫結伙，一下子來了這麼多稿件，我還能說什麼呢？只好低頭拚命做事，認真地改起人家的稿子。不過可沒等我這裡發生問題，那位新加坡來的教授先跟北京的人馬發生利益衝突了。其實問題很單純，不過就是在中央編譯局任職，負責主導拉稿的一位老先生也想在叢書上掛個主編的名義，拿一些主編費用而已。這個動作，在動物界裡謂之「搶食」。人不是動物，少吃一些，不傷筋骨，其實也無傷大雅；還不至於餓到渾身發抖的地步。何況自己又不是在這個「條件差、底子薄」的地方挨了這麼40年。對於飢寒交迫的人，同情心總得要有。可對於從小國寡民地方那裡出身的人，這點就難說了。這位教授對於當下這個問題自是沒能答應。這個燙手山芋自然是直接丟到我眼前，要我解決了。在理論上，經濟學講的是同工同酬；馬克思主義還特別強調不能剝削他人的勞動力。這點對於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人來說，特別具有理論意義。但這點卻不曾適用於來自資本主義國度的這位教授，當然我這時候是不知道他把馬克思主義也當成賺錢的工具。這回合輪到他跟我起了衝突。當然狀子一下告到出版社老板那裡。我生平最痛恨人家私告御狀；那是無能鼠輩專搞的宵小動作，我可是打從心眼裡特別瞧不起。出版社老板可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他直截了當地劈頭就問我說，還要不要讓這個人當主編。我自然是在主編名冊上把這個人的名字一筆勾消，另把被他打從心眼裡就瞧不起，立馬被貶為「翻譯員」的中央編譯局那位老先生的名字立即扶正。為免夜長夢多，我還著即專函正告衝突的兩造。可這時候我萬萬也沒想到︰四年之後，那位老先生如出一轍，動用了40名投稿人簽名的黑函又狠狠地告了我一次御狀。可憐，為的一樣是點小錢；也就僅僅為了這麼一點點小錢。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時候我仍不曾想到過自然界竟然如此殘酷，且還硬生生地在我眼前搬演出來。沒錢雖然萬萬不能，但有錢也不是萬能。錢，畢竟還是買不到人格！當然我依然痛心疾首。雖然出版社老板肚量同樣是那麼寬大，可逼得我只好接著也把他除名了。

稿件是一個很奇特的東西，它跟印刷出來的作品從來都是兩碼事。不管是譯稿或者撰稿，或者不管是哪一種形式的稿子，也都一樣。寫稿的人總不喜歡他人改動自己的稿子。可負責把稿子變成印刷形式的人總是喜歡把稿子改了又改，才讓它們以印刷的形式出現。自然甩手掌櫃在這個場合是個例外，無足掛齒。敝帚自珍；癞痢頭的兒子總是自己的好。誰又不是如此呢？可問題總要有一個平衡點；至少也是要有一個準兒。儘管幾千年來學術界從沒有人把寫作這回事給搞清楚，但寫稿的卻大有人在。當年明星、妓女還都流行寫書、出書呢！既然明星、妓女都能夠寫寫文章出書，為什麼在學術殿堂裡燒香的人就不能呢？理所當然地，這些人這會兒就把寫稿這件事正經八百地給當作是專業幹起來了。不過感覺良好是一回事，可真正現寶時又是另一回事。對於這樣一種奇特的東西，我向來絕不馬虎。我不是認為我比別人行，我僅僅要求自己做起事來根據點準則或依據來行事。很簡單，寫稿總是要文字能通。最起碼的一點︰至少自己要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不離譜，不脫離現實，這點不能不是一種最基本的要求。當這種編輯，審人家的稿子，我雖然在文字上只能說是「略識字」，不過我還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為什麼能夠這麼說；其所以然又在哪裡。但換在其他寫稿人的身上，這種要求和準則很多人就不能接受了。絕大部份在學術殿堂裡教書的人，自視都很高。不管人格品味如何，他們總認為自己滿腹經文，學問怎麼又怎麼的。但說來很可憐，絕大部份做「學問」的人是連中國文字都不認識的。哪怕就連「學問」這兩個中國文字也一樣。那就遑論什麼外國的理論科學。可這些人還煞有介事，堂堂皇皇大張旗鼓地在學術殿堂裡搞了三十多年的馬列主義。簡直把老祖宗的臉都丟盡了。

要改這樣一類的稿子，自然非常辛苦。有朋友問我說︰為什麼不乾脆退稿算了？要退給誰呢？千辛萬苦才弄進來的稿子，又千辛萬苦才送出去的稿費。且都轉了幾個地區，又還處在敵對狀態的戰時，你以為有現在這麼容易嗎？人家出版社的老板確實是花下大把銀子，沒手軟。也準備好出版這類的稿子，把陣勢都排開了。形勢真的是非常嚴峻；這時候來自各方的壓力都很大。寫稿的人不但追錢，也追出版成品。只要生產流水線不通暢，擴大再生產也就不可能。這是沒學過經濟的人也都知道的事。出版社老板自然等不得；就是連專門負責這幾條出版路線的小編沒事幹，也會發狂。人家別的出版社是一年出個十來本，我這裡是一年擠不出三本來。你說我沒幹事嗎？沒白天，也沒晚上的；連做夢都夢到哪個文句要怎麼改。這時候家裡還有兩個很小的小朋友。一個在地磚上爬格子，玩玩具；一個在桌上爬格子，學寫字。兩個都還要自己邊改稿，邊照顧著。辦公室裡遇到的主管還是學術天才。人家不讀書，可依然可以每天指導著你怎麼做研究，寫報告。不時開會還先把結論交給你，讓你研究前面的內容。讀報、寫報告，每天填工作日誌。日常盡是幹些無謂的勾當，為的只是統計數字漂亮，博得層峰歡心。別小看這個，人人升級還得靠這個呢！平日上班、買菜或出門，自己依然忙到前座旁還得擱著要校、要改的稿子等著看。儘管是如此，仍然敵不過排山倒海來的稿件壓力。

自己編校這類叢書之所以動作慢，其實除了稿件素質等等的原因外，也還是有幾層問題存在。本來慢郎中就最怕遇到急驚風，可偏偏都還得照著程序來走。這裡也就產生大問題了。一件稿件容易校改，但幾套類似的叢書稿件要一起出版就不容易了。我曾比較過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幾套叢書，看得自己真的是心驚肉跳。不是存心挑剔人家的出版物，而是不忍卒睹。能這麼欺負買書的人嗎？同一家出版社幾套翻譯成中文的叢書，居然引用自同一本外文書籍的譯文可以有千千百百種；同樣一本書裡的同一段引文譯法也可以不同。這是什麼樣的學術世界呢？本來在這個年頭的這種社會裡，當個老百姓已經可憐萬分，非常委屈了，居然還遇見這班混水摸魚、趁火打劫的騙子土匪。連熬熬待哺，放進腦袋裡的那麼一丁點奶水仍要騙帶拐。確實禍不單行。自己不是慈善家，也不特別具有同情心，但這種情況到底還是過不了自己的手。當然這時候把譯稿、寫稿弄成企業化經營出來的稿件，也就要被改得滿目瘡痍，遍地開花。其實這還不打緊。自己最怕的是遇到對稿的小編或校稿人手癢，臨時起意在校稿上動刀動槍。這時候你真的會欲哭無淚；因為你完全控管不住，說了也沒用。這些人都是在臨五校送廠印刷前這一刻來給你那麼一手的。你能怎麼樣呢？人家還是出於好意，就生怕你主編生分看走了眼。這事絕不是偶而來給你這麼一遭；常常發生的。可沒人知道自己到底是犯在誰手上。大部份這時候是連證據都給毀了。能怎麼辦呢？只好在打字行印製網版前，自己蹲在角落裡再去把稿件一個字一個字核對一遍。當然效果奇差無比；這樣臨陣磨刀，能短時間校完十幾萬字的稿件嗎？有時候看得頭昏眼花，臨到傍晚走出打字行大門，眼睛看遠處的整個焦距都完全不對了。那份在意和執著，有讓自己說不出千言萬語的感嘆。

這樣的出版速度，就是連自己都抱怨；還有誰不怪呢？責任在誰身上呢？沒有誰會去願意承擔。自然只有攬在自己身上，到處去向人家賠個不是。一堆怨氣、難聽的話，最後都堆擠到出版社老板這裡來了。人家出版社老板就是量大，知道這件事唯一就是錢能說話。誰去送錢呢？當然是事主——也就是我；不是別人，更不會是寫稿、譯稿的那些人。那些年，我到大陸去送錢所花的精神比我花在稿件上的精神都用的多。送錢，這件事看來容易，但那個年頭是不容易。那個年頭，可是兵荒馬亂的年頭呢！誰說不是？兩岸都有灰色地帶，什麼都說不準。沒有人知道什麼可以，什麼又不可以。身懷鉅款，隻身深入一生從來只在宣傳品中瞭解的地方。不管是不是故國河山，但都有深入敵境的感覺。出版社老板是千交待，萬也交待，要自己小心。他說了一句很中聽的話，任誰聽了都覺得舒服︰錢丟了沒關係，不要把小命給送了。是呀，真的犯不著。這筆錢，確係鉅款。二位數字，後面再加上個萬，單位是美元呢！對於現在來說，真不是什麼錢。但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去上海前，那是筆大錢。可對於命來說，簡直就不算什麼。說這些事情，那是有根據的。那年頭很多開出租車的，都是給擄去漠北支解了；為的只是那部可以換錢的破車子。有一年，從瀋陽要進大連市區的半山腰路上，整部長途車連旅客且還都被持卡賓槍的劫匪打劫了。這些都是傳出來的消息，那些被丟到山溝裡沒消息傳出來的且還不算。這不駭人聽聞嗎？

我第一次踏上祖國的土地，沒有近鄉情怯的感覺。說真的，非常害怕。一個人，身上帶著一筆錢。哪怕這筆錢是戳著壓印齒模印記的美金支票，每一個人的名字都寫在上面，任誰怎麼領都領不走，可畢竟仍然是錢。時值嚴冬。飛機降下北京機場滑行那霎那，從窗口望出去，零零落落的幾架飛機孤零零地掛在空橋邊，遠處乾枯積雪的一片黃土地上僅堆著幾幢灰灰黃黃的平房，就像古老發黃的照片一樣。景色竟然是如此荒涼和陌生。出了安檢這個地方，自己老遠就看到稀稀疏疏人影的接機大廳裡有位秃頂的老先生舉著一個瓦楞紙板，上面好似寫著自己的名字；當然是把名字給寫錯了。連這麼辛苦賣命的伙伴，這麼久來名字都沒弄清楚？我也只能夠嘆嘆氣︰很懷疑到底自己是不是真的把自己給害了；就是再不濟，確實也犯不著如此走到這麼的一個地步。

我們這位老先生永遠笑臉迎人，從初見面接機的時刻就是這樣。他在自己面前從沒有堆下臉過，就連說到文革時他家的小女兒是怎麼鬥他的都一樣。後來我才知道，我確實上了賊船︰我遇到了俗人稱之「笑面虎」的一種人。可這位老先生可真能辦事。在那個連BB扣都還不流行的時代，他能把每一位要見我的人時間安排得分秒不差，不會撞期。同時他也把這些要見我的人的脾氣、習性和任職的單位、頭銜，都給我說的清清楚楚的。這是厲害了。還有，那時期我景仰幾位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老先生，他也如期安排到位；吃飯還都請得到，這是不簡單的。人家確實是有一套。這位老先生確實長袖善舞，神通廣大。學術界裡能夠交際的領域，他都能夠拉扯得到。通過他，自然我也認識了不少素質不錯的學者；而通過這些學者，我又間接認識到不少當時和後來在朝為官的人。這對我後來不搞學術工作，另做其他事業的發展幫了很大的忙。我當然知道，在任何國家這種關係可以不要，但在中國卻是非要不可。這些人當時有的非常年青，都還是博士生或正值宦途的起步。可十年、二十年，誰知道誰會怎麼樣，又能夠怎麼樣。在當年中國正值變革的時機，機會很多；只要本身有辦法。

通過這位老先生，此後我每年年底都到北京去發錢。因為時值聖誕節前後，快過中國農曆年了，每一個人都很高興。那時候流行「萬元戶」這個名詞，我確實也讓每一位譯者或作者都發家致富。還不僅僅如此。那時候學術昇遷管道似乎比較通暢，相較地容易。因為我寫推荐函，開證明書，也就幫了不少人昇等。或許這是作惡，我心裡非常清楚。不過既引進門，後來還是要看自己的造化。推人一把，能夠開花結果，仍是一份功德；有的人就欠這麼一種助力。不堪造就的人是有。二十年後，我就看到一位當時非常年青、後來還當上編譯局局長的人下台。人能夠怎麼說呢？機遇都不同，就看自己的拿捏和把持。

到北京來，應該可以到處走走看看。已經很不容易到這裡了，走走看看不就是順理成章的事嗎？其實對我來說，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我到北京的日子，就只呆在兩個地方。一個是旅館，一個是餐廳。就只去過一次八達嶺，至今還沒去過第二次。剩下來的沒有了。每天在旅館就是等著人家來領錢；呆在餐廳，就是請人家吃飯。那些年經濟不容易，解決民生問題變成是我到這裡來的重要工作。相較的，好像編譯工作倒成其次。真的好像是前輩子積欠的債務，我的後半生都跟這些人脫離不了關係。

可以想見到這種叢書的主編工作一定是相當短命的。果不出其然，在稿件上不了檔次，又人謀不臧的情況下，我自己在出版社老板的同意下，把六條線的編輯工作全部結束了。這是我一生做得最讓自己不滿意的其中一件事。做這件工作留下的東西，就是一堆不堪的回憶、一堆買斷但不能出版的稿件，還有一大串的人際關係。但那些年因為這樣的人際關係的串連，著實讓我做其他的事業時獲得不少助益。除了教學和研究的主業外，我這一生做過相當多的工作，還跨越不少的領域。環境保護、社會發展、生態農場規劃設計、建築設計製圖、清潔生產、生物科技、生物醫學、中國文字、哲學思想和營銷管理規劃等等，這些都是。因為如此，也幾乎踏遍了中國的五湖四海，看盡南南北北、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但這些都靠什麼呢？從這種編輯的經歷找來的一群人一層又一層的人事引介和串連。要說我從這種叢書編輯工作裡沒有得到什麼收益，那是欺人之談。一點一點地積鑽閱歷，一點一點地推陳出新，把這些點滴組織起來，放上我自己人生不愉快的時候磨練出來的知識，就夠我揮灑出一片天空了。誰能說垃圾裡沒有黃金呢？捨得彎下腰來撿拾，一定可以慢慢翻到。人生欠的，不就是彎腰屈就這回事。低頭的時候或許委屈，可能夠讓自己抬頭的時候看到晴朗的天空和璀璨的陽光，這就是人生值得安慰的一份最豐富的報酬。